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分析与完善

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正式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家机关无责任的状态，确立了国家侵权赔偿制度，然而，该法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规定，案件的受害人仅能依据该法获得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却得不到丝毫的抚慰，现实生活中诸如“麻旦旦案”、“孙志刚案”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比比皆是。所幸的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已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了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法进步。为了更好地理解、适用和完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本文基于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从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视角出发，对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况、成立要件以及构建等方面进行了解述，初步探讨了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求更好地实现人权保障，更全方位的抚慰公民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利益损害。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保护其国家成员的生命、肢体完整、财产交易、家庭关系、甚至生计与健康。”在《国家赔偿法》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确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表明了法律的价值取向，体现出国家对精神利益的肯定和尊重。

　　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国家赔偿范围中能否包括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出台之前也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在学术界，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难以用金钱衡量，如若通过金钱来进行赔偿就等于将人与商品等同起来，无法达到弥补精神损害的目的。多数学者持肯定的观点。笔者认为，对精神损害承担财产责任的实质，是借助物质手段达到精神抚慰之目的，如同以物质奖励的方式达到精神鼓励和社会表彰的目的一样。精神财富、人格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但物质利益对于精神损害的慰籍作用又是客观的，依靠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等非财产的方法来对精神损害进行救济不足以维护受害人合法利益。在国家赔偿中确认精神损害赔偿，是借助物质手段达到精神抚慰的目的，体现的既是立法对公民人格价值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国家责任的法律归位与担当。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国家侵权行为而给主体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等损害。这种损害既可以因侵害主体的财产权而产生，也可因侵害主体的人身权而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国家赔偿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因其人身权利受到国家不法公务行为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丧失、减损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国家赔偿义务机关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法律制度。

　　（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

　　第一，复杂性。由于国家侵权主体的多样性，客体的不同以及侵权行为方式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损害的复杂性，从而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很难认定，这也是司法实务中诸如“麻旦旦”等案件受害人漫天索要国家赔偿金的主要原因。

　　第二，广泛性。当今，国家公权力的触角已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国家行政权的急剧扩张，这就使得国家公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可能性以及损害的危害性骤然上升，国家职务行为导致的侵权情况普遍存在。

　　第三，难以衡量性。精神损害简单说来就是侵权行为给受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不如财产性损失容易计算，精神损害的非财产性，使得对损害程度的衡量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四，浓厚的主观性。因精神上的痛苦是受害人主观上的感受，没有为人容易识别的外在客观表现特征，难以用金钱衡量，因此在计算抚慰金时是具有明显的浓厚的主观性的。

　　（二）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我国法学界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性质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杨立新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具单一属性，即在惩罚、补偿、抚慰三种性质中，精神损害赔偿只具备其中一种。有的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具备惩罚和补偿双重属性。而薛东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确认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根据。”

　　上述各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认定为是财产赔偿并不妥，因为这实质上是将精神损害赔偿性质和功能混为一谈。“精神损害赔偿”一词是由一个定语修饰的动词组合而成，落脚点在“赔偿”二字，其性质在文意上是一个动词，在法律上则是一个给付行为，给付行为的结果是达到填补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对精神损害是以财产方式作为最主要、最基本的救济手段，受害人通过获取精神损害抚慰金平抑其怨愤,慰抚其心身的精神损害, 消除公民对公务活动可能产生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虽然我国法律和相关制度规定了损害赔偿，只不过表明对精神损害以财产方式作为最主要、最基本的救济手段，表现的是基本功能，而不是性质。其次，将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认定为具有惩罚的性质也不妥。虽然在民事侵权领域法律责令加害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对加害人的不法行为予以适度的惩罚，但是在国家侵权领域由于侵权主体是国家，说惩罚国家在逻辑上以及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首先是一种独立的国家责任，与国家财产赔偿责任、国家人身权赔偿责任共同构成国家赔偿责任，不属于个人责任也不是机关责任。引起国家赔偿责任的行为，都是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实施的，但是由此产生的责任则不是由该工作人员来承担，而是由国家来承担。其次，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主要是通过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借以抚慰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与损失。从根本上说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痛苦与损失，抚慰受害人的内心使其精神利益最大程度的恢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虽然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有“赔偿”之名，但这并不否定其根本的补偿与抚慰的性质。

　　二、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是指构成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产生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四要件说认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件是：主体要件，即职务行为主体；行为要件，即职务行为违法；损害要件，即给权利主体造成损害的结果；因果关系要件，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多数学者持四要件观点。五要件说认为，其成立要件包括：侵权主体，侵权行为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以上成立要件的观点大同小异，其实质要素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这主要包括：行为要件、主体要件、事实要件、因果关系要件。

　　（一） 行为要件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责任成立的根本要件，是其职务行为的违法性。虽然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删除了有关国家侵权行为的成立必须基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规定，但这丝毫不影响违法性的要求在国家赔偿责任中的基本归责原则地位，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违法性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为要件包含两项具体内容，一是导致精神损害的行为必须是执行职务行为，这是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根本条件，简而言之，国家只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负责，即侵权行为是与职责有关的。二是该执行职务行为必须违法。这里所说的“违法”，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或者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作为，亦或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具体来说，根据国家侵权行为主体的不同对国家侵权行为可作如下分类：

　　（1）行政侵权行为。在这里，行政侵权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公务员在执行行政职务的活动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国家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一般的执行职务行为，只要违法实施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当前，我国国家侵权更多的集中于行政侵权方面，这一方面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触及面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及执法能力的低下也不无关系。

　　（2）司法侵权行为。此处的司法应做广义上的理解，是指国家审判、 检察、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或上述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民事权益的侵权行为。如错捕、错判、错杀、冤狱，或者错误采取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都属于司法侵权行为。当然，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实施的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则属于行政侵权，而不属于司法侵权。

　　（3）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如立法、军事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属于国家赔偿的侵权行为之列。我国现阶段，国家侵权的赔偿责任主要集中在行政侵权和司法侵权方面，但这并不排除立法以及军事机关侵权的可能性。应注意的是，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与其他团体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一样，属于法人侵权责任，不属于国家赔偿责任范围。

　　（二）主体要件

　　能够成立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该违法实施职务行为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这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精神损害时，国家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授予的公权力时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以及委托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亦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侵权主体，此时构成国家侵权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是由于这些组织是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职务行为负责的前提条件是，该人员必须是在国家机关或者组织编制以内，诸如清洁员、保安等非编制人员是不属于这里规定的范围之内的。

　　（三）事实要件

　　损害事实是成立国家侵权责任的实质性要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方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侵害事实主要表现在精神利益的严重损害，如人身自由受限制或剥夺、名誉受损害、隐私被泄露，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等。应注意的是受害人的严重精神损害必须是基于人身权受侵害所造成的，单独的精神损害以及财产附带精神损害国家不予赔偿。

　　对于严重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可以借鉴民事立法以及民事司法实务中有关精神损害后果的认定标准，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损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直接的损害后果；第二，从社会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这种损害确实会给被侵害人造成精神痛苦；第三，损害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引起的。

　　（四）因果关系要件

　　在确认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成立要件时，还要考虑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要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损害事实是由侵权行为造成的，如果没有侵权行为就没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这是责任主体对对损害事实承担法律责任的必备条件，如果缺少这种因果关系，那么行为人所在的国家机关就没有义务对损害事实负责。具体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言，受害人严重的精神损害是必须由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的，即精神损害是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违法行使职权在先，精神损害在后。

　　三、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关于如何在《国家赔偿法》中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关专家提出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增设条款，扩大其赔偿的范围，就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数额及赔偿金支付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二是参照日本、韩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规定“除依本法规定，适用民法有关规定”的准用条款，要求依照有关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因民法与国家赔偿法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的差异，上述第二种观点看似简单，却很难实现，因此更倾向于第一种建议，就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应在借鉴民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正也是按照上述第一种方案来对有关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完善的，其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通过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弥补其精神痛苦和损失，有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构建。令人遗憾的是，国家赔偿法关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仅规定了国家侵权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条件以及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原则、具体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以及确定标准、支付方式却规定不足。

　　（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构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要确立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原则。这是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之一部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必然要求。在国外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种：（1）酌定原则。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立法并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处理，英美法系国家通用此法。（2）比例赔偿原则。通过确定与有关医疗费的一定比例而使痛苦和遭遇赔偿的数额标准化。德国、秘鲁等国用此法。（3）标准赔偿原则。确定每日赔偿标准。如丹麦法院判决每日赔偿标准为住院的25丹麦马克，不住院的为10丹麦马克。（4）固定赔偿原则。日本，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制定各种精神损害的固定的抚慰金赔偿表格，只需查表即可确定。（5）限额赔偿原则。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法官可在最高限额下酌定具体数额。

　　我国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时候除了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外，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针对精神损害的特点，建构起一些指导性的原则：

　　1、抚慰为主、补偿为辅。这一原则是由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通过财产补偿来缓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对受害人起到抚慰的作用，进而起到对权利主体合法权利加以保护的目的。这一原则说明，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法律救济中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方式。我国著名法学家佟柔教授就指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的主体来说，赔偿损失毕竟只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补偿手段，更重要的是保护并恢复其人格权”。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损害赔偿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应视具体情况，首先考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责任形式，如果能通过这三种责任形式使受害人精神损害得到恢复或者对于没有造成精神损害后果的，或精神损害非常轻的，则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2、受害人诉请原则。精神损害作为一种心理创痛,受害人最清楚损害的程度,也有最终的处分权,如果受害人不主动提出赔偿要求,国家机关一般也无法了解损害的存在或者轻重。那种认为国家侵权行为产生时国家应主动赔偿的主张,将使国家机关在断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缺乏诉请的精神赔偿,必将是无的放矢,但该项原则并不否认在特定赔偿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适当提醒受害人,以帮助其确定赔偿请求。

　　3、法官自由裁量权原则。即法官酌定原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基本原则，它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依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数额。[23]这是由精神损害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难以用金钱衡量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虽然目前很多学者及法官提出了许多量化或参考的标准及方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难以操作。因而，贼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一定的准则作出裁判，是十分必要的。该原则的运用并不是赋予法官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法官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可以随心所欲，主观臆断，而是在一定“度”的范围内裁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办法。

　　4、合理赔偿原则。合理原则是对国家公权力在合法行使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精神损害作为一种无形的损害，我们很难准确的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精神损害的价值，因此在追究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时，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赔偿数额。该赔偿数额必须合理，一方面不因赔偿金额过低而不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国家赔偿金额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赔偿金额也不能过高，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

　　（二）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立法例：其一是限定主义，即国家只对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其二是非限定主义，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只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精神损害的，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理论上讲，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都应当属于赔偿的范围。但是，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弥补被侵害人损失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并非万能。因此，笔者并不赞成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侵权领域的观点，精神损害赔偿只应在物质损害赔偿不能够弥补当事人的损失，而且侵权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时，才应适用。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只对基于公民人身权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严重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换言之在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因公民人身权遭受损害从而附带引起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在单独精神损害以及财产权附带精神损害的情形下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种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明显不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获得合理的保护，与宪法人权保障原则以及权力制约的原则相悖，笔者认为，通过借鉴我国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及西方国家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发展道路，权利主体下列权利受到国家侵害时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

　　1、因人身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这应当是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面，具体而言，下列人身权受到国家公法行为的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一是物质性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是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三是一般性人格权，包括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人格独立；四是身份权，包括监护权、亲权、配偶权。笔者认为，权利人的以上各项权利均与其人身密切相关，当其受到国家侵害时理应受到国家赔偿。

　　2、因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政治权利和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此次的修正没有将政治权利与自由列入保护范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法律的一个严重不足。国家公法行为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有发生，但受害人却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赔偿。尊重人权、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法治社会所必须做到的，因此，在我国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框架下，有必要通过将政治权利纳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方式而对其予以保护。

　　3、因特殊之物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特殊之物指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以及所有权人对该物存在特殊感情的物品，比如恋爱信件、结婚照片、骨灰、尸体等特殊之物。在民事侵权领域，权利人因这些特殊之物的丧失或减损之所以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因为这些物品与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其完整与否直接影响权利人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领域，因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造成公民这种特殊之物的破坏与灭失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因此，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把部分具有精神价值的特殊之物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

　　（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

　　在形态上，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难以通过量的方式来精确计算，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其赔偿金的确定。贝勒斯指出：“很显然，痛苦的价值是无法精确地计算的。确定原告事实上遭受了多少痛苦常常是很困难的（原告倾向于夸大其词），所以应对其补偿多少钱就不清楚了。”从总体来看，我国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确定（包括民事法律领域），现阶段尚处于摸索阶段，一个普遍认可的计算方式还没有形成。由于没有科学的标准可以遵循，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形成两种不好的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受害人因其精神受到损害而漫天要价，诸如“麻旦旦案”5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另一方面，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任意决定赔偿的数额，从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在这个意义上，建立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计算规则是十分必要的。国外一般采用三种方法：（1）概算法，这种方法不对精神损害的各种情况分门别类，而是一揽子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总数额。美国、日本 、丹麦即是。（2）分类法，将精神损害按项目进行明确的分类，计算出各个单项的赔偿数额，然后相加得出赔偿总额。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用此法。（3）折衷法，先将精神损害所要考虑的项目列出，法官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赔偿总额。德国、瑞士等国用此法。

　　上述各种方法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时候，任何一种单一的规则都无法解决精神损害赔偿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只有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情况，综合运用，才能使案件的处理做到客观公正。我国现阶段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方面应当在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趋完善。

　　民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也可以用于国家赔偿领域。在我国民法领域，计算精神损害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受害人住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由于民事侵权与国家侵权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中，国家是对其违法职务行为负责，国家不存在获利情况，因此国家获利情况不应当作为确定国家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此外，国家赔偿的规则原则整体上看是违法归责原则与有限制的结果归责原则，把侵权人的主管过错纳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也不妥，因为在国家赔偿领域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并不是国家侵权的成立要件，而把违法性的大小作为考虑因素较为合适。